修建于1905年的北京“六国饭店”，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有过一场轰动一时的演讲。主讲人是个中国人，演讲语言却是英语，因为买票来听的都是外国人，不过讲的题目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那是一场纯粹只由一个人发言的演讲，一张票的票价高达两块大洋——当时全中国最火的梅兰芳唱戏，一场票的票价也只要一块二大洋。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
这个人精通9门外语、拥有13个博士学位，有人说他是“奇才”，也有人说他是“老古董”，他就是“清末怪杰”——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从他年幼时就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去读书。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所以辜鸿铭坚持留着辫子，以表怀思故土的拳拳之心，和永为中国人的身份归属。辜鸿铭在欧洲的学习经历，只能用俩字来形容——“传奇”：1870年，14岁的辜鸿铭在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文学系录取，他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年仅22岁的他，已经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大家也许认为拿到一个博士就很难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辜鸿铭，他肯定会说：so easy!
读博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如果你能像辜鸿铭一样熟练掌握多门外语，那么学习与阅读外国文献则容易得多；同时13个博士学位有些是相关专业，所以学习起来就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辜鸿铭还精通九门外语（不包括汉语和闽南语），那这九门语言精通到什么程度呢？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主动找辜鸿铭当翻译。辜鸿铭这古怪老头“狮子大开口”，开出了翻译工作史上最贵口译价格——六千块大洋（一块大洋当时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在会场上，辜鸿铭一人说六国语言，切换自如，翻译顺畅，开口便技惊四座，让一众外国佬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对于辜鸿铭来说，长达一万两千行的鸿篇巨制《浮士德》和六千一百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他都能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做一次小小的口语翻译工作又能算什么呢？辜鸿铭在西洋学有所成后回到南洋，本可以在南洋过惬意的一生，但是在清末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家马建忠的建议下，他还是回到了中国。辜鸿铭在张之洞手下谋得了一份差事，主要承担外文秘书的工作。工作之余，他便开始恶补中国传统文化。他先从背《康熙字典》开始，然后由《论语》入手，再通读经史子集。张之洞幕府里能人辈出，辜鸿铭不懂就问，学问进步神速。不过，那时的辜鸿铭还远没有到所谓“学贯中西”的境界，但年轻气盛不免会得意忘形，终于有一天被别人嘲讽了。1897年，张之洞六十大寿，大宴宾客。辜鸿铭在席间高谈阔论，聊中西方文化，结果被著名诗人和书法家、光绪六年的进士沈曾植呛了一句：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得懂，但如果我说，你未必听得懂。我建议你再去读20年书，然后才能追得上我。”
这句话算是真正刺激到了辜鸿铭，他开始加倍刻苦读书。两年之后，沈曾植又来拜访张之洞，辜鸿铭听到消息后，立刻让人把张之洞书房的所有书籍都搬到厅堂之上，然后来见沈曾植，见面就说：
“沈大人，在你面前的这些书，你随便挑，看看有没有哪一本，是你能背而我不能背的？哪一本是你懂而我不懂的？”
当时的中国正在摒弃传统，从礼教到文化都在转向西化。但实际情况正如《觉醒年代》中辜鸿铭演讲所说：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English，洋人就会高看我们一眼。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来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与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1883年，他在英文报《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之路。接着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辜鸿铭将《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引用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或西方人熟知的观点来注释某些古文，让西方人直白的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
很多西方读者大为震惊：原来中国居然有这么高深和有洞见的哲学！1909年，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英文版在欧洲出版，成为西方大学列出的大学生必读书籍。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因此在西方极为轰动。当时正值欧洲列国战争时期，由于人们饱受战争苦难，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恰在这时，辜鸿铭的出现，以及他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在西方开始广为流传，使得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隐隐的羡慕。在辜鸿铭声名鼎盛的那些年里，他成了西方了解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托尔斯泰曾和辜鸿铭互通书信讨论“道”的问题，泰戈尔和他一起合影，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毛姆到中国来想拜访辜鸿铭，第一次还被拒绝了，第二次才见到——因为辜鸿铭觉得不能让你们西洋人觉得想见到谁就能见到谁。若说林则徐是让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辜鸿铭就是让世界“开眼看中国”的第一人。在那个人人都推崇西方文明的崭新中国，孔孟之道被斥为迂腐，忠义仁孝被笑作愚蠢，年轻人妄自菲薄，觉得中国样样低等，外国事事高尚。辜鸿铭这外来的“半个洋人”，却站在风口浪尖，告诉世界：中华文化从来不低人一等！他看到了西方学说的弊病，同时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认为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人需要的，更是世界需要的。他坚定地捍卫了中华文明的尊严，保存下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火种，而且还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了彻头彻尾的崭新认识。他曾对北大学子说：为什么要学英文？那是因为你们学好英文后，要把我们中国人的礼教、智慧，教给西方那些“蛮夷之邦”。可以说，辜鸿铭在一百多年前就给我们立下了“文化自信”的基因。李大钊曾评价辜鸿铭说：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这话没错，因为辜鸿铭笃定地认为，中国文化在未来一定会为世界提供终极答案，而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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